揭开分子考古学与古DNA研究奥秘

针对媒体对山东古代人群分子遗传学研究成果曲解报道不断升级的情况，作为直接参与此项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特请王沥博士撰文向读者介绍一下关于分子考古学与古DNA的研究，以及如何正确理解这项研究成果。

古DNA是指从地下埋藏的、或以其它形式保存下来的石化、半石化和干化生物学材料中提取的基因片断。在考古学中古DNA研究可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通过确定同一墓穴中的不同个体的性别及血缘关系，以期能够回答人们关注的古人类家族结构、文明和氏族状态等问题；通过对古代及现代人DNA序列的群体比较，以期描述及复原古代人群体结构、进化过程及迁移模式；此外古代动植物标本的分析能够定性地揭示古人类生活环境和动物驯化、植物人工培育的历史年代等。事实上，古DNA的研究成果已在不断地将动物驯化和农业耕种的年代向前推移。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日本东京大学的支持下，中科院遗传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通力合作，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通过实验技术的革新，摸索出了较为系统的实验方法，还建立了防止环境、实验设备及用具、样本等污染的特殊技术措施和手段，使古DNA提取的成功率高达60％至70％，这在古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成功率可以说居世界之首。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及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分子进化研究室合作，对山东省临淄地区的两个不同历史年代古墓群中的古人类DNA进行了分析研究。成功地从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和现代人样本中提取和纯化了DNA，并用PCR（链式聚合酶法）成功地分析了线粒体DNA中人类族群差异比较明显的D环区域。比较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两个不同古墓群中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我们将获得的结果与目前国际上有关数据库进行了比较，并且绘制了表示人群可能关系的聚类图。遗传关系聚类图是人类群体迁移、进化研究中最常用的方式，它所提供的可比较信息能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人群间的可能关系。这种关系在本研究中提示了古代临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地点墓葬群中埋藏着与现代人的某些遗传标记差异较大的人群，古墓群出土的古尸在母系遗传特征上与当今西亚和中亚人群相似。根本不是“酷似欧洲人”。这些差异及原因必须通过各个综合学科研究的结果来定论。如果现在的进化树系图上表现出的结果是定论的话，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还有什么必要去证明人类起源在亚洲还是非洲呢？

尽管对所获得的分子考古学数据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群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目前尚缺乏现代及古代中亚和西亚的人群数据，同时也缺乏我国西部和西北部可比较数据，进一步的研究还在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类的迁徙和混血，而不是所谓的“基因突变”引起的。

我认为，这一科研成果对于我国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会有参考价值。过去不断有人提出过中国的古人类研究中，甚至在我国的中部地区“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看，就远不是纯一人种”的说法。我们的研究首次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证明，不同历史时空的某些墓葬群中有着不同遗传结构的人。这一古人类遗传学研究成果在考古学界发表，就是希望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关注这一事实，研究和解明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群和种族在我国的分布，以及不同民族和人群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成的贡献。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有很多，比如古代楼兰人东迁、类似丝绸之路上的外国商队，史籍上没有记载过的战争等。

人类是已知的生物群中有思维的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的起源、迁移、进化和适应的模式远比其它任何生物种群都复杂得多。在生物分类学上，人类只有一个种。换句话说人类没有种间所存在的生殖隔离，甚至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连亚种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说，人类在历史上向地球的任何一处迁移的可能性都是合理的。常说的“人种”充其量不过是大的族群。人类虽然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别，但分子水平上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但是某些特定的DNA片段在不同族群明显不同，这些差异正是我们用来区别不同地区、跨越不同时代的人群的主要研究指标。其结论是客观的，但这些结果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去证实。我们特别希望今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将有更多的交叉点，也希望有

更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讨论，早日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科学结论。

分子考古学的介入，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社会构成及古人类遗传结构提供重要的依据。同时对于考证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变迁、人文考古学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